大多数年轻的单身新加坡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然而，随着社会规范的逐渐演变，一些人开始搬到自己的地方，变得独立和自力更生。
艾伦27岁，公务员。当他决定从新加坡的父母家搬走时，他磨蹭了一个月才跟父母说。他担心他们不会理解，或者更糟，他们会生气。
艾伦的家毕竟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他哥哥也住在那个三居室里，离这个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不远，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晚上，桌上都有家常菜，他的衣服总是有人给他洗。
“在推拉因素中，没有推力，只有拉力，”他说。“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就是想体验一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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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离开家只是成年的另一个里程碑。然而，在大多数亚洲社会，这在文化上是不被接受的；搬出去住有时被认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在新加坡，婚前住在家里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据估计，2013年，15岁至34岁的未婚人口中，有97%与父母同住。
这种趋势部分是由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推动的，但也与政府为年轻人提供住宿的政策有关。大多数新加坡人——到2022年将超过总人口的80%——住在公共住房里。由国家补贴的公寓被称为住房发展局公寓，以住房发展局命名。约90%的公屋住户拥有自己的居所。但关键是，只有已婚的异性夫妇(新加坡不承认同性婚姻)和35岁以上的单身人才有资格购买这种公房。
那些买不到房子的人可以通过私人房地产市场租房或买房，但成本要高得多。根据研究公司ValueChampion的计算，私人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是公寓的三倍以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蔡明华(Chua Beng Huat)博士说，这些费用限制“实际上允许大多数未婚年轻人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新加坡人反对由来已久的文化规范，比如阿兰。他和两个大学毕业的朋友在远离新加坡东北部CBD的后港租了一套公寓。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年轻人认为独立的代价是值得的，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在独立的空间里成长”
新加坡的租房文化过去主要局限于外国人，但近年来已经在本地居民中扎根。尽管租金上涨，但从2015年到2020年，新加坡35岁以下独居或远离父母的单身居民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更多的人可能会考虑搬家。当地房地产门户网站PropertyGuru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在22岁至3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七的人正在考虑搬出去。
蔡说，“一旦过了一定年龄，和父母住在一起就会变得不舒服，因为你在家里的自由受到限制。”再加上缺乏隐私，这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一个“困境”。
一些年轻人选择搬出去，“独自掌控生活的方方面面”
和艾伦一样，布伦达·谭(Brenda Tan)在22岁时搬出了自己的家，她并没有感到“被逼”，但她确实想要更多的独立。她在纽约共用了一个大学宿舍和一个学期，但她觉得下一步应该有单独的空间。
“(和父母住在一起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动的，一切都是为你做的，”内容创作者在一段视频中说。录像记录了她搬进一个单间公寓的过程。“你不能完全控制空间，有时你也不能控制饮食…你只负责吃桌上的东西。”
26岁的布伦达可以自己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选择她最喜欢的家居用品品牌到更有创造性地工作。“搬出去住让我能够以一种我真正喜欢的方式成长。我想我已经成熟了。我有足够的空间成长。”
当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挑战总是存在的，年轻人对独立的渴望也是如此。然而，蔡认为，与前几代人相比，最年轻一代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这一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25岁至34岁的居民中，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46.5%，比2000年的24.4%几乎翻了一番。赚钱能力的提高，或许还有消费重心的改变，让新加坡年轻人更容易搬出去住，也更容易付房租。
另一个因素是新加坡人结婚较晚。蔡说，“过去，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都是已婚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有资格买房。但是，单身的年轻人不愿意等到结婚才享受独立的滋味。
蔡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孝道正在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表达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位社会学家Tan Ern Ser博士表示同意。他说，虽然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家独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太关心父母。事实上，“远离父母可能会让人不那么抑郁，但会加强父母、大人和孩子之间的联系。”
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有推动因素。
尽管许多“巢民”都是像艾伦和布伦达一样的独立寻求者，但房地产经纪人威廉·谭(William Tan)发现，LGBTQ群体中的租房者人数呈上升趋势。他说，尽管过去大多数潜在租户都是外籍人士，但他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在脸书为LGBTQ建立的一个小组收到了更多新加坡年轻人的申请。
毫不奇怪，由于住房政策大大限制了社区的选择，租房或多或少是35岁以下的人找到自己住处的唯一选择。虽然新加坡社会在消除同性恋的污名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很多人所持的保守价值观仍然让一些人难以“出柜”。
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总是，或者几乎总是错误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与朋友或同事相比，年轻的新加坡人不太可能接受家庭成员之间的同性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加速了一些年轻人搬出去的愿望。
陈认为，疫情可能加速了很多LGBTQ年轻人的外迁欲望。他说:“由于过去两年远程工作，(家庭之间)可能会有许多冲突。”根据他的经验，“许多人(在社区中)为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而试图搬出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环境。”
像家庭环境不好这样的驱动因素当然不仅限于LGBTQ群体中的年轻人。对于那些住在小房子里或者需要共用一个卧室的人来说，家就像一个高压锅。
贾与父母和姐姐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但是远程工作是一场“噩梦”。她姐姐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的网上见面会有冲突，导致注意力分散。
她承认父母关系不太好，防疫期间长时间待在家里意味着吵架越来越频繁。“我无法逃避噪音，因为这个空间非常小，”她说。“有时候我打电话，我爸妈在后面喊。”
贾无数次考虑过搬出去住。拥有一个更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是很诱人的，但实用性最终会胜出。现在，她决定把大部分工资存起来，而不是花在房租上。还有一个原因让她望而却步:“我觉得离开父母，我会觉得很愧疚。”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从实习生转为全职后，她现在的收入高出了50%左右。但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她的父母。她说，“现在我们出去的次数多了，大家心情都很好，这还可以忍受，但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像两年前那样糟糕，我想这次我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新加坡以其创新和全面的公共住房计划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成功的住房模式，一个广受好评的模式。然而，正如最近的微妙变化所示，一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调整公共住房规则，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低价住房，可以缓解许多人的压力，特别是边缘化群体。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Tan Enser建议，公共住房委员会可以考虑出租未出售的公寓或建造专门设计的服务式公寓，“以迎合那些被认为需要自己空间的年轻人”。他说，目前的政策应该“考虑新加坡年轻人中正在出现的首选居住安排模式……并寻求容纳那些不符合规则的人”。
在那之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年轻的新加坡人离家租房将不再是禁忌，而是会变得更加主流，这是由优先考虑他们的独立和福祉以及增加可支配收入所驱动的。改变对孝道的态度也会帮助年轻人离开家庭。
布伦达当然不会后悔她的决定。事实上，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己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她经历的职业不仅仅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而是一种责任感。“这是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她说。“独居让我重新调整心情。这对我是无价的。”
艾伦也有同感，尽管他的父母不满意他的决定。他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在针对我，好像我在说我讨厌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试图劝阻他，但当艾伦下定决心时，他们就不再坚持了。
自从搬出去后，他的生活费用急剧上涨。他仍然每月给父母287美元(400新加坡元，237英镑)作为“零花钱”，从他挣得第一份全职工资开始，他就一直这么做。他也比以前支付更多的账单，如日用品和杂货，水电费和他的保险，这些都是他父母以前支付的，还有他自己合租的房子的租金。但他认为，与自己获得的独立相比，额外的支出是值得的。
“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他说。“不能用钱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