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6月，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在普希金纪念馆，这标志着他文学生涯的顶峰——以及他作为俄罗斯精神代言人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活动中关于普希金的发言启发了观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权威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在他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中对这段讲话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带我们回到当时的盛况，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破解普希金的秘密并预言的。本文经授权摘自本书，文中标题、副标题均为新稿。
6月8日的群众大会首先介绍了一些信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老朋友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朗诵了一首题为《纪念普希金》的诗。然后，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他走上讲台“劫持普希金纪念”。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划时代的事件，也成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化生活中划时代的事件，虽然有很多记述，但没有人像他自己在取得惊人胜利的那个晚上所写的那样，直接把我们带到事件的中心场景。“不，阿尼亚，不，”他写道。“你甚至无法想象它产生的效果！我在彼得堡的成功算不了什么！没什么，跟这次比等于零。我出来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都说不出话来。我挥了挥手，请求允许我开始演讲——但没用:人们欣喜若狂，热情高涨(都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终于开始了我的演讲:每次演讲完一页，就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有时甚至每句话都被打断。我的声音洪亮，充满激情。”
普希金的诗，俄罗斯精神
我们从格莱布·乌斯宾斯基那里得到了一个旁观者的观点。集会开始时，他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躲起来一样“静静地”坐在讲台后面，“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轮到他出场时，他悄悄地走上讲台。五分钟之内，所有参加集会的人的感情、思想、内心，无一例外全部被他掌控。他用平实的语言和他们说话，完全像是在和一个熟人说话。他既不大声说话，宣扬真理，也不趾高气扬，慷慨陈词。他简单明了地告诉大家他对普希金的看法，没有任何跑题和不必要的润色:普希金是一个表达了所有人——此刻正在这个大厅里听他讲话的人——的追求、期待和希望的人。可以说，他认为完全有可能把普希金带到这个大厅，用普希金的话向聚集在这里的人们解释与他们现在的焦虑和痛苦有关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也是他的演讲特别成功的主要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完成这一惊人壮举的？正如屠格涅夫借鉴了他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两篇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凭借他一生对普希金的观察，这种观察从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直延续到作家日记。我们可以在他以往的著作中找到他对普希金的所有主要观点，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以严谨的态度提及了这些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为他的演讲所做的笔记详细描述了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运用自己卓越的批判方法，将这些观点整合成一个整体，热情地赞扬普希金诗意地预言了历史要求俄国为人类完成的光荣使命——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不会根据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个性或可能引起他/她注意的特定历史和社会文化问题来解读文学作品。他总是关注一些更大的问题。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成为尼采“不朽”历史写作风格的范例。通过这种写作风格，作品的主题成为一个更重要主题的象征性表达，无论是心理的还是抽象的道德或宗教的。这一次，他把普希金作为自己的俄罗斯救世主情怀和“人民”至上理念的象征。此时此刻，这种感受和想法与绝大多数观众的情绪完全合拍，这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首先，他引用了尼古拉·果戈理在1835年说的一句话:“普希金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他在展现俄罗斯精神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引用这句话，他否定了屠格涅夫关于愤世嫉俗的尼古拉·果戈理取代了普希金的艺术地位的说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不仅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更是他的“预言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是阐明这个预言的本质。
不幸的流浪者和扎根于地球的人们
他将普希金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但他强调不可能画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因为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有机整体，普希金的作品不可能被分割成几个完全独立的部分。
以普希金早期作品《茨冈》为例。在这首长诗中，一个名叫阿列科的俄罗斯贵族为了和爱人兹冈生活在一起，离开了文明社会，加入了她的流浪部落。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一情节象征了俄罗斯人的基本困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型人物。在《阿列科》中，普希金发现并出色地再现了在他的国家里四处漂泊的不幸的流浪者，具有历史特色的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因为这个历史的必然，在我们的教育社会脱离了人民之后，他出现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被完美塑造的真人。这是在我们俄罗斯土地上早已根深蒂固的一类人。”
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简要回顾了这类人物的历史根源。他们出现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刚刚进入第二世纪”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人民及其权力”的社会阶层。当然，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并没有这种自觉的脱离人民的倾向，但“它出现在‘极少数精英’身上就足够了……因为他们足以让其余绝大多数人失去内心的平静”。阿列科在找什么东西，但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后世的俄罗斯人并没有回到原点，而是在欧洲“固定的历史进程和精心建立的市民社会秩序”中寻找这种失落的真理。但是，这种追求是自欺欺人，因为“流浪者”首先要“在自己的心里”找到真理；然而，当他在故土成了异乡人，又怎么可能理解这种必然性:他“只是一棵随风起伏的草，强风可以折断它的茎叶，甚至连根拔起。他也能感受到这种情况，并为此痛苦万分。”。听到这些话，人们不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中那种让他痛苦不堪的疏离感:他在农民囚犯中发现自己是这样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陌生人”，他们对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毫不留情地怀有敌意，只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只要有机会，”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他们(农民囚犯)就会把我们生吞活剥。”
如果说《茨冈》“已经强烈暗示了这种解决方式”，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在《叶夫根尼·奥涅金》中表达得更清楚。这首叙事长诗的主人公是另一个“痛苦地漫游在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流浪者”，走到哪里都是陌生人。”他确实热爱他的祖国，但他对它没有信心。”他也“可悲地嘲笑”那些对它充满信心的人。奥涅金杀死连斯基“只是因为他的抑郁症”，而他的抑郁症“可能是由于他追求某种普世理想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了奥涅金和塔季扬娜。他认为塔季扬娜是俄罗斯理想的化身，所以他很遗憾诗人没有用她的名字作为这首长诗的标题。毕竟她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正面形象。“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丽莎这个人物之外，这样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女人的正面形象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对屠格涅夫的这种赞扬是出乎意料的，屠格涅夫对此非常感激；他坐在舞台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美后，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向吹了一个飞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比较奥涅金和塔季扬娜时，把塔季扬娜看作是“牢牢扎根于故土的人”，把她看作是俄罗斯民间价值观的化身(虽然她并不像奥涅金那样是“人民”的一员)。奥涅金在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的开头拒绝接受她的爱情，这被解释为他蔑视在他祖国的土地上发现的宝藏的一个例子。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他对她很有礼貌…然而，奥涅金看不起别人的态度，使他在外省的穷乡僻壤初次见到达吉雅娜时，完全忽略了这个单纯天真的姑娘，而她在他面前十分腼腆，表现出一种谦逊恭顺的形象”。他无法欣赏她优良的道德品质，因为“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是一个不安分的梦想家，他一生都是这样”。毫无疑问，这是对屠格涅夫转向雨果和梅里美的回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热讽地想象，如果恰尔德·哈洛尔“甚至是拜伦本人”来自英国，并指出“她的羞怯和谦逊非常吸引人——唉，奥涅金会立即愕然失色，因为这些正在遭受人类苦难的人往往表现出精神上的奴性！”奥涅金与塔季扬娜并不太熟，但塔季扬娜曾在他的住处拜访过他——描写这一场景的诗歌节非常有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它们极其优美而深刻”)。翻遍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书和饰品，她终于体会到了他内心的空虚:“他不是拙劣的模仿品吗？”
后来，在塔季扬娜“嫁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她不能爱他，因为她爱奥涅金”——当奥涅金再次遇见成为彼得堡社交界女王的塔季扬娜时，他突然被她的魅力征服了。然而，虽然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却断然拒绝了他:“可是我已经和另一个人结婚了/我会一辈子忠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赞这一决定使塔季扬娜变得“神圣”；在这里，她把这句话作为“俄罗斯女人”和俄罗斯道德价值观的象征——至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么理解的。另外，所有的听众都知道，他是来挑战别林斯基的一句名言的。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乔治·桑的影响，这位批评家拒绝承认塔季扬娜的行为有任何高尚的道德意义。她是在母亲的恳求下同意“结婚”的，而不是自己做选择；因此，别林斯基认为她对一段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忠诚是不道德的，根本不值得称赞。正是在最近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科里亚·克拉索特金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这种对塔季扬娜的贬低性评论，以此来炫耀他年轻时的丰富知识。